電子政務，怎么樣才叫好，這是電子政務指數評價中較難把握的問題。但這個問題解決不好，整個評價就缺乏意義。 

比如，我們將評估對象按照得分高低，排出一個順序。排在前面意味著什么呢？是說它投入的資源多嗎，但如果其中包含大量浪費，排在前面還意味著“好”嗎？是說它與先進水平比，發展的水平高嗎，但如果所在地區條件很落后，超前的“高”還能意味著“好”嗎？是說它具有把某種事情（如一站式服務）做好的能力嗎，但如果其績效目標優先考慮的是另外的能力（如監管），這里的“好”又有何意義？還有，一切看起來很完美，但公民并不買帳，這個“好”究竟好不好？……等等。這樣看來，評估排出的順序，其意義莫衷一是，用它來指導理論和實踐，價值就會大打折扣，甚至造成誤導。

針對現有電子政務評估方法存在的問題，社科院信息化中心提出“電子政務行政生態學指數（EGAEI）”的方法，希望從結構設計上進行改進，以盡量避免上述問題。EGAEI方法的指導思想就是實事求是，努力把握“普遍真理”與“具體實踐”之間的行政生態關系。這里重點討論一下它的方法論。

電子政務評估的第一個層次：就緒評價與能力評價

電子政務的就緒評價與能力評價，是基于就緒狀態與能力狀態測度的電子政務事實判斷。就緒評價與能力評價是電子政務評估中最基本的方法，也是最常用的方法。現有電子政務評估方法，絕大部分屬于這個范疇。它的突出優點是，可以超脫于評估對象不同環境、不同條件的差異，抽取出普遍共通的客觀指標，進行相互比較；突出的缺點是，僅以資源稟賦為主要評價依據，造成“投入越多，得分越高”的評價結果，對價值（如效益）不敏感。

電子政務的就緒測度，主要集中于三個方面，一是基礎設施狀態測度，包括電子政務的ICT基礎設施、制度基礎設施（慣習、文化與制度）測度；二是應用狀態測度，包括電子政務的ICT應用、業務發展與轉型程度測度；三是資源測度，包括政務信息資源、人力與智力資源的測度。電子政務的能力測度，則可以分別從單純技術支持、在線信息服務、在線互動性、在線處理服務、服務一體化、組織轉型等方面入手進行狀態的量化描述。

就緒與能力評價，本質上是測度，而不是評價。因為它們是基于認識，而非實踐的；因為它們主要是事實判斷，而不是價值判斷。然而對于電子政務“好”或是“不好”這樣的評估來說，僅有事實判斷是不夠的。比如，建設有效益的信息化，就是一個價值判斷――有效益的是“好”的，沒有效益的是“不好”的。因此，必須有一組參照系，作為價值判斷的根據。這就需要引出以下三方面的價值判斷，作為就緒和能力狀態的評價系統。

環境評價

環境評價，實際上是一個價值判斷。強調資源稟賦要與所在條件相匹配，資源稟賦配置與所在環境匹配，就好；否則，就是不好。資源稟賦包括不同的資金投入、物質投入和人力投入。電子政務不是投入越多越好，過多的投入就是浪費；電子政務也不是人才越高級越好，大材小用也是浪費。這些都與環境評價有關。

環境評價在整個電子政務評估中，是一個事實要素，還是一個評價要素，具有本質區別。許多電子政務評估，將環境作為與其它要素并列的指標，進行事實判斷。當環境評價作為一個事實要素時，其結果是累加到就緒與能力評價之上的。也就是說，環境較好則加分，環境較差則減分。或者說，環境越好分越高。而作為一個評價要素，其結果則是對于就緒與能力評價的“打折”。也就是說，評價結果高低，取決于系統與環境是否匹配，匹配為高，不匹配為低；而不取決于環境分值高低，不是環境越好分越高。

將環境評價作為價值判斷，當作評價要素來對待，是行政生態學的根本要求。環境評價的價值標準，是“符合不符合國情”。以符合國情為“好”，以不符合國情為“不好”。中國特色電子政務道路，本質上就是“中國特色”所代表的行政環境，與“電子政務”所代表的行政系統的一種行政生態匹配；反過來說，所有行政生態學結論，都具有“某某特色的某某道路”這樣一種形式特征。同一個就緒和能力狀態測度值，如果被評價為不符合國情（超前或滯后），它的效果就會大打折扣。

從我們的測評實踐來看，與電子政務有關的行政環境，主要包括四個方面，也就是經濟發展環境、行政效率環境、溝通網絡環境與社會文化環境。其中經濟環境相關系數在0.5-0.7之間，相比之下，具有最顯著的統計意義。

績效評價

績效評價與環境評價一樣，也是對事實狀態的有效性評價，只是參照系不同。這里的績效評價具有特定含義，主要是指以政務目標和戰略為參照系的有效性評價。評價所涉及的效益，是電子政務的間接社會效益。績效在這里不是指達到某種就緒和能力狀態的成績，而是指電子政務對實現既定政務目標和戰略是否有效。

進行電子政務績效評價，需要建立一個可量化的績效譜系。在績效的譜系中，我們區分出五類不同的電子政務策略（目標和戰略）類型。它們分別是技術應用型策略、管理信息化型策略、扁平服務型策略、電子民主型策略和全面響應型策略。

在我們的行政生態體系結構中，績效評價是與環境評價是有內在關聯的。不同的行政環境，有其對應的不同政務目標和適宜戰略。比如，在一個企業組織普遍采取金字塔結構的經濟環境中，政務策略被定位于政府流程再造，就會由于公營與私營組織結構不對稱，造成行政環境與行政策略的不匹配，較高的行政策略目標，由于超前，不僅無助于加分，而且要被打折。

電子政務績效評價在整個電子政務評估體系中的作用，是通過賦予權重的方式，對就緒與能力狀態的測度分值，在環境評價基礎上，進一步進行“打折”。

比如，我們將績效目標確定為監管，那么首先是根據監管對于所處行政環境階段的地位和重要性，來確定權重。監管作為一種政府職能，在以職能（轉變和優化）為核心的政務階段，具有一級權重；但在以流程為核心的階段，只具有二級權重。相反，公民參與與互動，在政務發展的早期階段，權重較低；而隨著發展，權重越來越高。

績效評價的行政生態實質，是認為選擇什么樣的政務績效目標，受制于行政生態條件。必須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地確定。而電子政務的政務績效效果，主要依賴于政務績效目標本身的合理性。

用戶評價

如果說績效評價是評價政府，而政府最終要為公民服務，因此是間接社會效益評價；那么用戶評價就是直接社會效益評價。它不是從行政主體角度提供的評價，不是從電子政務提供方角度提供的評價，而是由電子政務需求方給予的評價。用戶評價，是制約就緒和能力狀態測度值“投入越多得分越高”的第三重“打折”評價系統。

用戶評價在技術上并不難，許多人也做過這方面的探索。從行政生態學指數角度看，用戶評價的難點在于：第一，用戶評價不是絕對的；對用戶評價本身，也需要進行評價。也就是說，用戶評價首先需要經過環境評價的再評價。舉例來說，不發達地區，如果提出了電子民主的需求。是超前，還是適宜，對此如何評價？在印度條件下和中國條件下，可能結論不同。需要與環境評價中的行政環境進行關聯，才能得出判斷。第二，同是“增加群眾滿意度”，在“大政府”、“小政府”、“政府再造”和“全面響應”等不同條件下，含義是截然不同的，需要做出區分。

 “電子政務行政生態學指數（EGAEI）”的方法，雖然還不能涵蓋所有同電子政務效果有關的子系統，但它至少有助于解決一個關鍵性的問題，那就是它可能從最關鍵的幾個方面，科學評估電子政務的效益（主要是社會效益），不會再出現“投入越多，得分越高”的違反“建設有效益信息化”原則的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