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兩國的電子政務同樣是萌芽在上個世紀80年代，同樣是“先定戰略，倡導合作，逐漸推進”，為何中美電子政務呈現巨大落差？專家在“2007亞太公共服務高峰論壇”的指出，法律缺位，是差距的根源所在。 

“法律的缺位和立法工作的不平衡，已經嚴重地影響到中國電子政務推行的效果了。” 6月7日，中國社會科學研究院教授周漢華表示，“到目前為止，中國仍沒有一部法律或者行政法規專門系統地規定電子政務。并且，明確提到‘電子政務’概念的法律文件只有一條，即行政許可法第33條。” 

當日，由中國國務院信息化工作辦公室、聯合國開發計劃署（UNDP）主辦，思科公司協辦的“2007亞太公共服務高峰論壇”在北京拉開了帷幕。來自亞太地區和全球百余名專家、學者、政府官員圍繞“打造互聯政府 建立和諧社會”的中心展開熱烈的討論。 

記者在采訪美國管理與預算辦公室電子政務與信息技術辦公室副總監 Timothy K. Young時得知，美國電子政務的全面實施，有著強有力的立法背景。早在1996年，美國就宣布了和專門針對電子政務的Clinger-cotent法，2002年頒布了美國電子政務法，隨后又頒布了政府業績成效法和私密性法。 

法律缺失導致巨大差別 

一些專家認為，美國的電子政府是構建在一個完整的法律體系之上的，而中國的電子政務是邊做邊探尋立法保障，因此雖同樣是萌芽于上個世紀80年代，但現狀卻有很大差別。 

美國的電子政府應用包括了政務公開、網上服務、資源共享、政府內部辦公電子化以及提供安全保障，而前文中所提到的那4部法律基本涵蓋了這些應用范圍。 而中國的電子政務在無法可依的狀態下，全國發展落差很大，大部分地區還處在辦公自動化與政務信息上網階段。 

除了因立法上的天壤之別導致電子政務應用存在巨大差別外，根據記者在“2007亞太公共服務高峰論壇”對業內專家的采訪，二者在電子政務的建設上也有不同，從表象來看，主要有兩方面。 

一方面，從資金投入上來看，美國對電子政府的建設投入逐年遞減，而中國則是逐年遞增。 

據Timothy K. Young介紹，美國全年的ICT預算和投入在660億美元，而電子政務的投入每年只占有3~4億美元，而目前電子政務的投入呈逐年下降的趨勢。“我們現在關注的焦點不是給系統增加新功能，而是如何能夠很好地實施和使用這個系統。” 

而從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的<<中國電子政務發展報告no3>>所提供的數據來看，2005年，中國電子政務的總投入為500億人民幣，2006年為600億人民幣；而“十一五”期間，中國對電子政務的投入力度將進一步加大。 

據記者采訪了解，美國政府的組織架構清晰，美國社會利用信息化的水平很高，聯邦政府的26個 子系統構建在一個統一的架構之上，重復建設與浪費的幾率比較低。而且，Timothy K. Young所說的電子政府和中國調查機構發布數據所稱的“電子政務”在內涵上也有差別，后者還包括企業信息化和政府電子政務對接的部分，譬如“金稅工程”等。 

另一方面，兩國對電子政務建設觀念也有差別，美國是“輕電子重政府”，而中國是“輕政務重電子”。

在美國管理與預算辦公室電子政府與信息技術辦公室副總監 Timothy K. Young看來，電子政府最差的做法是太過注重技術問題。“建立電子政府并不是技術問題，主要是改革問題。” Timothy K. Young表示，“在建設過程中我們也遇到很大的阻力，電子政府讓聯邦政府的官員成為聯邦政府的雇員，政府架構從縱向改成橫向，一些人肯定不高興。但我們的目的就是使公民從聯邦政府得到他們所需要的信息和服務。” 

在美國的總統管理備忘錄中，就明確規定，電子政府必須“以公民為中心，面向效果，基于市場。”而反觀我國，不少領導只是把電子政務只當成一種“術”，一種新技術。以為只要投資，有了硬件設備就算建成了電子政務。“重新建輕整合”已成為某些部委和地方政府的一大弊病，同一級政府里有好幾個孤立網站的現象并不少見，甚至有些地方建立門戶網站，卻從來是只管建不管用。 

他山之石，不可全搬 

 “重復建設也好，無序發展也好，只建不用也好，都和相關法律缺位有所關聯。”參加這次論壇的部分業內人士非常贊同周漢華的看法，認為無高層次的法律規范，就無法確定電子政務的戰略地位。一旦中央政府的政策目標發生變化或轉移，電子政務工作就會受到影響；一旦推動電子政務的舉措與其他法律規范相抵觸或不一致，就會形成障礙。 

那么在法律的缺位下，中國電子政務應該如何發展呢？國務院信息化辦公室咨詢委員會的有關專家曾經建議：重規劃、重效益、重考核。加強我國電子政務的整體規劃工作，建立全程監理的機制；逐步建立對各級政府電子政務投入產出進行核算的指標體系，加強成本核算工作，對電子政務的效益進行評估；對各級政府和政府的各部門及相關機構進行電子政務建設和電子政務績效的考核，分出等級。 

而Timothy K. Young則認為，更為重要的是要轉變觀念。首先，確立戰略愿景，對將來前景進行描述，使公民清楚的認識到將來改變后是什么樣的結果。第二，倡導合作和統一共識，“我們試圖讓大家認識到，我們并沒有強加于政府各部門，希望大家能夠互相協作和貫徹執行。”第三，每個政府部門每個季度對他們所取得的成就、主要的成績，包括目標式的成績要進行報告，同時他們要根據他們自己部門情況來進行計劃，步步推進。 

“在建設過程中，我們展示巨大的透明性，每一個季度向民眾發布各個部門在建立電子政務方面取得的成績和失敗。我們設有專門的網站發布這些信息，同時還有總統備忘錄。” Timothy K. Young說，“但法律是推動這一切順利進行的重要前提。” 

不過，聯合國開發計劃署（UNDP）駐華高級副代表丁雅珊認為，兩個國家處在不一樣的發展狀況，盡管別人做得非常好，中國也只能夠拿來做參考，因為環境不一樣“美國是可以學習的，但中國應該找出自己的路子。”思科大中國區總裁林正剛對此非常贊同。 

林正剛認為，選擇在法律環境很健康的時候再搞信息化，這樣的做法對中國來說不太現實。中國的特色是信息化帶動工業化，這意味著中國一邊要工業化，一邊要信息化。而美國、歐洲已經發展得很成熟，他們是在工業化基本上完成了以后，才推行信息化的。 

“中國的工業化、信息化正在同步發展，借鑒他人經驗，再找到自己的路子會很好。”林正剛說，從發展的大方向來講，全世界的政府都是一致的，都是按照從監管職能到以公民為本的方向發展的。“思科構建‘以人為本’的網絡和這一方向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