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份《決定》中，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術在多處被提及，成為《決定》中的高頻詞。

比如，在優化政府職責體系方面，《決定》強調要“推進數字政府建設，加強數據有序共享，依法保護個人信息。”在執政為民方面，《決定》要求“創新互聯網時代群眾工作機制”等。

這也意味著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術，將成為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核心推動力，而技術賦能也將助推把制度優勢轉變為治理效能。

互聯網技術的迅猛發展，使國家治理的許多方面都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并將產生深遠而持久的影響。我們身處互聯網時代，一個人離開了網絡可謂寸步難行，而國家治理如果不能“觸網”也很難顯現其優勢。

一方面，包括物聯網、云計算、分享經濟、無人駕駛等在內的新興技術和經濟業態可謂“破壞性創新”，技術本身帶來了諸多治理挑戰。這些新興技術使個人隱私保護、數字安全保障、網絡詐騙防范等問題凸顯，并對許多傳統行業發展和就業機會帶來威脅。

另一方面，國家治理為這些新興技術提供了廣闊的應用場景，為很多棘手問題的迎刃而解提供了技術可能。而技術的賦能，也使制度優勢更有可能，也更容易轉化為治理效能。無論是數字政府還是網絡教育，新興互聯網技術在解決國家治理問題方面展現出了顯著的優勢。

無獨有偶，最近一次政治局集體學習也以發展區塊鏈技術為主要內容，足見此類信息技術在國家治理中的突出價值。

之所以新興信息技術在國家治理現代化中受到如此高度的重視，就在于中國在許多技術領域處在世界前沿，追趕乃至彎道超車的潛力較大。中國在人工智能、區塊鏈等技術領域的發展速度與世界主要國家幾乎同步，主要互聯網公司的技術實力雄厚，相關人才儲備和應用場景也處于世界前列。

與此同時，上至領導干部，下至普遍民眾，都能較快速和較順暢地接受新興信息技術，并將其廣泛用于各個領域。比如，當許多國家和地區還停留在信用卡支付階段時，中國早已普及移動掃碼支付了。

這些優越的基礎條件使技術賦能在中國更有可能發生，并能夠釋放更大的技術活力，加快制度優勢轉變為治理效能。

因此，要進一步加快新興信息技術在生態環境、社會治理、文化管理、公共服務、經濟發展等更多國家治理領域的廣泛應用，使其能夠轉化為生產力和治理效能。

當然，很多人在面對新興信息技術時仍然存在心理顧慮，缺乏足夠的知識儲備，害怕因為技術引入而導致風險和問題。這意味著要進一步推動全社會學習，加強技術應用的試點、試驗和示范，使新興信息技術更好地服務于國家治理現代化。

與此同時，也需要警惕新興信息技術本身所蘊含的風險，處理好政府與企業之間的關系，并做好前瞻性的風險防范，使更多優秀的技術服務于國家治理，并成為國家治理的良術。

□馬亮（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公共管理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