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來賓，大家好！

非常高興能夠出席這個大會，并且和在座的各位交流我對信息化的看法。

各位嘉賓從不同的角度對信息化做了闡釋，我深有感觸。我今天講的題目叫“政府轉型與電子政務建設”。講這個題目之前先講一個故事，我前不久在飛機上看到一篇研究各個國家或者建設各個國家的人開車行為的文章，有一段話我印象很深，在歐美學會開車的人，不敢輕易在泰國開車，泰國的路很窄，而且車速很快，在泰國學會開車的人不大輕易敢在北京開車，為什么呢？因為北京開車像打亂張，亂夾塞，亂并線，車和人爭路權。他后面說了一句話，如果在中國北京能夠暢通無阻的話，走遍世界都不怕。我覺得很有意思，中國政府管理大概是全世界最復雜的政府管理，是一個由計劃體制轉到目前市場體制的政府。計劃經濟很多痕跡非常明顯。在中國行政文化，現在這種體制，這樣的管理架構下，能把電子政務做的很好，很經濟，運行的很有效，我認為在全世界各國都沒問題。

專家都在講總結經驗，把握規律，在中國這樣的體制下，能不能找到低成本、見實效、集約化的電子政務的建設道路？我們能不能把握住電子政務建設的規律？對在座的各位都很重要。盡管在座的很多都是企業界的領袖，但是大家不要忘記，電子政務建設是政府主導，IT企業參與，技術支撐，沒有IT企業的參與，政府政務搞不了。在座的各位領袖應該深入地了解中國的政府，我們要走出一條低成本、集約化、見實效的電子政務建設道路，要把握電子政務建設規律，首先要分析在一定的管理體制、管理模式下，影響電子政務的主要因素有哪些，哪些要素是最關鍵的？從國際社會來看，能把影響這種電子成本的要素歸納為外部和內部兩個層次。內部包括自身的變革，包括經濟社會的發展，包括法律法規，包括經濟進步。換句話，這是外部的影響電子政務成敗的四大要素。

從內部來講，人們越來越認識到影響力、需求、技術能力、標準、管理手段信息安全六種內部要素，也影響和決定電子政務的成敗。如果這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話，這個要素普遍適用，中國的管理模式，這種體制還有特殊的要素，換句話講，這些要素時有發生。但是我的理解，通過這些年來中國信息化的不斷探索和實踐，我認為人們越來越把聚焦點放在三個方面：第一，影響電子政務切實的體制、法制、政策環境，這是我認為最主要的一個大要素。第二，信息網絡技術和政府管理過程是如何結合的，結合的具體實現形式是什么，為什么有些地方花小錢辦大事，投資并不多。有的地方花了很多錢，投入非常之大，最后卻不能使用，變成廢墟。這有一個信息網絡系統和政府如何結合的問題，結合的具體實現形式問題。第三，中國這種體制，行政體制的管理架構下，如何找到一種最好的電子路徑？人們越來越把聚焦點放在這三個方面了。這三大要素成為我們認識把握電子信息系統成敗非常關鍵的要素。這是我講的第一個觀點。

第二，我們既然要認識電子政務的規律，要走出一條低成本，集約化、見實效的電子政道路，在IT領袖來講，要從兩個視角思考問題，第一，必須關注政府本身，第二，要關注和政府網絡結合的時候，那些是最核心、最關鍵的。要把握這兩個視角，我們搞電子政務，不是搞電子商務，政府就成為我們把握電子政務的最主要的視角。從目前的政府而言，它整體尚處在一個變革期，中國的社會轉型必然引起中國自身的轉型。從改革開放以后，中國經過20多年以后，把一個全能政府、強勢政府改到了今天這樣一個大體能夠適應市場經濟體制的政府。但是20多年走過以后，我們現在來看，中國的改革事進入一個重要的戰略轉折期。這個轉折期主要有兩個標志，第一，中國老百姓需要重新重構改革的故事，我們要重新思考改革，中國的改革需要老百姓給予支持。改革的中心有可能要轉變，以政府自身的改革為中心。“十一五”規劃通過的決議里，對改革的判斷帶有戰略意義。過去20多年中國一直是以經濟體制改革為中心展開的，通過經濟體制改革帶動其它的改革，現在發生經濟體制改變已經帶不動其它的改革了，我們的改革當中遇到很多的問題了，政府如果不能改制，其它的改革也很難促進。所以政府改革將成為下一步改革的重心。

中國的社會轉型、體制轉軌必然引起政府自身的轉型，也會加速政府轉型的步伐。我們在思考電子政務建設的時候就要考慮到未來中國的的方向，政府的方向從哪里轉？我們概括為三種轉變：第一，由管制型政府轉到服務型政府。過去是強勢政府，全能政府，給社會、生活全部的干預。現在我們逐步轉向對公共事務的管理，發揮市場和社會的作用。要構建一個服務大型的政府。這個服務型的政府首先是給社會承擔責任的政府，也是一個在法制框架下的政府，當然也是一個廉潔、高效的政府，把為公眾服務，為企業服務，為社會服務放到最核心最重要的地位。

第二，由過去的單一的經濟建設型轉到一個公共治理型。過去20多年，各級政府幾乎把主要的精力放到抓經濟建設，也沒錯兒，中國人首先要解決吃飯的問題。“非典”給我們當頭一棒，2003年“非典”來了以后，我們發現我們什么都沒準備好。當人的生命都不存在的時候，GDP還有價值嗎？所以有人講了三句話，沒有“非典”，我們后來不會提出“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我們才真正關注了生命，關注了價值。沒有“非典”，我們不會在全國自上而下構建治療衛生的體制，現在發展到應急預案，信息化大量的派上了用場。沒有“非典”，我們不會把政府職能的側重點轉到政府和公務服務上。人們發現“非典”來了以后，我們的社會管理、公共服務嚴重不到位。這本來是政府應盡的義務和責任，結果我們更多地關注了經濟。現在我們看2003年以后，更多把政府的職能的側重點轉向了社會管理，轉向了公共服務。

第三，由過去手工業的傳統政府轉向靠網絡信息技術主導的信息化政府。現在我們逐步轉向一個網絡和信息化主導的信息政府了。在談到這個轉型的時候，大家要了解一個基本的概念，1951年，當美國人把第一次計算機運輸到當年的人口普查數據的時候，這標志著信息管理到了信息化了。后來信息技術經過了三個階段的引進，引進過內容的變革。信息技術本身我認為三塊，從50年到80年是主機時代，計算機的主機很大，成本貴，無法普及了。80年到90年經過了局域網。計算機變成PC機變成了可能，體積小了，運轉速度快了，有可能普及。最早是在美國，一臺臺獨立的計算機，他們說計算機之間無法傳遞信息，哪一條線是不是可以連在一起，可以共享信息。最后導致了網絡。人們說一個單位內部的計算機可以聯網，一個城市也可以聯網，導致了城域網的出現，最后導致了互聯網的出現。所以我們看主機時代到互聯網短短40年的技術。計算機運算的速度快，提高運算的速度。人們發現由計算機不僅僅是運算得快，還能夠分析、提煉信息，這就上升到信息管理了。互聯網出現以后，大家看到現在進入了知識管理時代。可以提供海量信息。在任何一個搜索引擎上，GOOGLE，搜索不到一秒鐘，能夠搜索了幾千萬條，這些信息如果是人工搜索的話，至少需要一兩千人。互聯網給人類提供了很大的信息。

信息技術引進到政府以來，它的行為主體，這40年以來，在政府內部使用傳遞信息，只有到互聯網出現以后，政府利用了門戶網站出現了G2G，它的行為主體擴散到了政府。這種信息化的歷程只是在發達國家，很多人看不清楚。很多人說什么是電子政務，電子政務不就是搞內部辦公自動化嗎？我告訴大家錯了，電子政務不是這樣的，西方的發達國家走了40多年的辦公自動化，它基本上實現了自動化了，到90年互聯網出現以后，很快把觸角轉移到利用門戶網站給企業、給社會提供便捷的服務。而中國人看不清，中國絕大多數的黨政機構在互聯網出現的時候，基本上沒有完成辦公自動化的過程，多數還沒有起步。所以我們是三步并作兩步走。這就是 中國電子政務的道路和西方國家不完全一樣。所以現在中國大面積的做信息化的步伐是非常快的，因為很多的政務信息化最終決定我們國家的競爭能力。

現在有人說我們是后發展國家，寬帶規模是全球第二，中國入網計算機超過了35000臺，前不久我在河南講過，記者采訪我說，你認為什么時候中國的上網人數會超過美國，我說用不了多少時間。美國在2003的年時候就有6.6億口上網，達到了60%，中國人到現在上網人數還不到10%。中國非常大的人口基數13億人口，所以我們超過美國的上網人數用不了多少時間，是大勢所趨。所以我們看到政務信息化的步伐明顯加快，預示著我們由信息網絡主導的政務的發展。我們要了解政府未來的走勢。

第二個視角，信息網絡和政府過程結合的時候，有哪些結合點，為什么有些地方結合得好，有的地方結合得不好？我們如何才能走出一條低成本，集約化、見實效的中國電子政務道路？是擺在我們所有人面前的重大課題。這里面我們很多的探索，有很多的閃光點，但是中國有很多沉痛的教訓，交了很多的學費。據我個人的研究，我認為有四個關鍵點是至關重要的。第一，統一與分散相結合的一體化電子政務建設道路。第二，跨部門、無縫對接的協同電子政務，突出以公眾為中心的服務型電子政務。第四，堅持以人為本的政府門戶服務。我認為這四個就是在目前中國這種管理體模式下電子政務成敗最關鍵的核心點。

統一規劃、統一網絡、統一平臺的路徑，我們國情強調了條條，但是條條導致的結果是大量的信息孤島，不能接受，部門構建了很多的系統，這些系統都是不能夠互聯胡同的，資源難以共享，造成了巨大的浪費。電子系統的頂層設計理念，越來越被更多的人所認同。網絡平臺、安全平臺、數據庫、交換中心共性的東西必須共同建，各個部門不能構建自己的系統，你的系統也都在我的平臺上對接，這樣可以走出一條低成本，集約化、見實效的電子政務路徑。在起步的時候就構建的“四統一分”，統一規劃、統一網絡、統一軟件，青島市就使用了一個辦公自動化的軟件，這叫分級管理。組織管理都是一樣的，分級管管理。若干年下來以后優勢現出來了。互聯互通最好，資源共享最高，最大限度地避免了重復建設，實現了條條和框框的對接。

第二，無縫對接的協同電子政務，這是全世界的難題。西方國家的政府管理不像中國這么復雜，但是并不是說所有的政府活動都是由一個部門來管理的。他們的合作也有部門的合，所以說跨部門無縫的對接成為各國在電子政務，特別是在網上辦公過程當中最困難的事情。如何才能實現網上無縫的對接，美國聯邦政府一共是24大項，涉及面最寬的一共提出來24項跨部門的需求業務，著力推出這24項，叫業務流。我認為在中國的管理體制下，更應該強調統一的規劃。中國人的設置更多，管理體系更復雜。美國一個農業部相當于中國三個部，農業部、水利部、國家林業局，美國一個部相當于中國的三個部，而且是大的概念，這樣在部門之間構建系統的時候，就不太容易出現部門之間過多的交叉。要把部門的職能變成系統的時候，是模糊不得，必須要清楚。如何才能夠出現在網上的無縫對接呢？三個關鍵的核心，第一，IT人員必須和行政管理人員共同結合，構建一個應用系統的模型。這個模型靠IT口見不出來，因為它不了解的行動。比如說做一個網上的招生系統，IT人不知道。第二構建一個IT人員和業務人員溝通構建的模型。在第二環節進行任務的模式，要走哪幾個關鍵點要提出來，底側要通過人物流程的重組。只有底做好了，才能實現頂側的優化，這樣才能實現在虛擬世界當中實現一體化政府部門、無縫的對接。

第三，突出以公眾為中心的服務型政務。這是我們前面所確定的是完全是一脈相承的。政府要像商家對待客戶一樣。西方的理論價值和中國的為人民服務的理價值不完全一樣，但是殊途同歸，中國強調為人民服務，西方強調為客戶服務，客戶之上。但是它隱含的是要確定以公眾為中心，以納稅人為中心。要整合各種各樣的手段，網絡、呼叫中心，信息亭，市民卡，手機短信，甚至于電視頻道都整合起來，我們利用各種各樣的手段和措施給公眾提供便捷的服務。

去年4月，我代表中國政府到非洲的突尼斯介紹中國的政務化，我當時講中國的手機固定電話加起來快接近7億，下面一片嘩然。對于一個只有1000萬人口的國家來講，手機電話加起來快接近7億部，他們能說什么？所以開玩笑地說，說中國是人不是人都拿手機。當然，新加坡這位女士講的，他們的手機普及率到了101%，更高了。但是中國有13億人口，現在的手機加起來超過了8億部，確實沒有一個國家能和我們的手機固定電話的總數相比的。社區老太太、農村農民上不了網，沒錢買手機，但是打電話都會打。所以我們就要充分地考慮，如何利用最經濟的電話、手機短信給老百姓提供便捷的服務，而不是說提供越多越好。

我帶的一個博士就在東城區掛職，信息辦主任，他做了一條社區移交信息化系統。我用簡單幾句話描述，大家看到他的創造性，以公眾為中心的理念價值，按照人口構建了數據庫，平時是一個信息化的服務系統，一旦發生了突發事件，就是一個非常有效的應急管理系統。東城區120個網格，要求走路不超過10分鐘，距離不超過3公里，在這樣的基礎上設立它的醫療服務點，走路不超過10分鐘，空間距離不超過300米，設立了45個醫療點。所有進入到社區醫療的醫生配一臺 筆記本電腦，所有的工作都在網上來完成，全區是聯網的。

東城區藥品采購配售中心，全部的醫療點和工作人員不可以采購藥，統一的采購，是政府買單，所有的單位都是零價賣給居民。東成區社區醫療服務管理中心，所有的信息都在這個中心看到。一個大夫看一個病人0.25分，病例0.5分，上門服務一趟1.5分。對方對你滿意度的確認，到了約定，看看大夫掙了多少分？450分就是這個大夫這一個月的收入，假如一分10塊錢，這個大夫這個月的收入是4500塊錢。這一套的系統首先是過渡的技術支撐。網格技術、定位技術、呼叫技術，達到了一個高度的使用。而這個高度應用支撐是以自主創新為主要的，體系創造、服務模式創新。沒有社區管理的管理模式，不可能有這么大的發展。沒有一把手的強有力的調度，整合資源也做不出來。這個案例告訴我們，電子政務的技術必須要經過管理體系這方面的整合，技術才能發揮它的作用。

堅持以人為本的政府門戶服務，這也是電子網絡技術最關鍵點，政府的門戶網站向全世界公開的，而這個門戶網站是連接公眾，連接企業連接社會最主要的界面，就是這個窗口。我舉兩個例子。前不久，我們國家辦了一期省長、部長研討班，我給他們做過一個講演，我看到商務部的部長薄熙來部長在全國的行政體制改革的電子電話會議上講了一個例子，他說中國的商務部現在每天的訪問量超過了2000萬人，超過了美國的商務部，超過了英國貿工部，超過了日本，成為全世界商務系統的第一門戶。為什么？就是因為 中國經濟發展非常強勁，中國的對外貿易進展非常快，中國經濟受到世界廣泛的關注，所以說每天的訪問量超過了2000萬。中國政府網開通以后，不到一個禮拜，中國政府門戶網站的人氣點擊率上升到全球第一。我后來接受了中央電視臺焦點訪談記者的采訪，這種關注度是中國本身在全球的關注度所決定的它提供了特別快捷的通道。所以構建一個以人為本的服務是最關鍵的，成為我們信息網絡技術和政府管理過程最關鍵的結合點。國內的網站整合，一定要體現以人為本，灌輸我們以人為本的科學管理發展理念，這樣給社會提供一個人性化的便捷服務的門戶網站。
 
（本文作者系國家信息化專家咨詢委員會委員、國務院電子政務示范工程總體專家組成員、北京大學博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