復雜多變的外部環境錯綜交織孕育了數字化發展浪潮，數字經濟在推動經濟發展中的作用越來越重要，而隨著數字技術與國際貿易的不斷融合、數字經濟的加速發展，以及數字貿易的發展狀況、趨勢與相關規則的逐漸明晰，提升開放合作水平以推動高質量發展，日益受到持續廣泛關注，新時代背景下中國數字經濟前行機遇與挑戰或將并存。

2020年末，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再次強調要“實行高水平對外開放”。相關業內人士認為，實行高水平對外開放必須開拓創新，需要“搶抓機遇，加快數字貿易發展”。

從“數字的貿易”走向“基于數字的泛貿易”

數字貿易是以數字技術為手段、數字服務為核心、數字化平臺為載體、數字化交付為特征的貿易新業態，主要包括信息技術服務、數字內容服務和離岸服務外包，涵蓋信息通信技術、金融保險、知識產權、文化娛樂、其他商業服務等數字化交付的知識密集型服務貿易領域，是產業創新、結構升級、暢通內外循環的重要支撐。數字貿易的發展正在加速全球資金、技術、人才、知識、數據、服務等要素的流動，不斷拓展服務可貿易的邊界并提升規模經濟和范圍經濟效應。

據了解，廣義數字貿易不僅包括通過數字形式交付的產品和服務，還包括用數字技術作支撐的貿易。有觀點認為，由“數字的貿易”走向“基于數字的泛貿易”，

一方面要繼續做大做強數字化驅動的貨物貿易；另一方面要補齊數字服務貿易短板，尤其是針對疫情影響下全球生產生活，加強數字化轉型，大力發展遠程醫療、數字教育和娛樂等新型數字服務業態，優化數字貿易結構，打造國際競爭新優勢。

《“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提出“創新發展服務貿易”“提升貿易數字化水平”的要求。以數字貿易引領貿易創新發展，將是未來一個時期我國優化貿易結構、提升貿易效益、增強貿易實力，進而推動貿易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抓手。

數字基建基礎扎實開放合作有備無患

“十三五”時期，隨著數字技術與服務貿易加速融合，我國數字貿易保持高速增長，規模持續擴大，占服務貿易的比重明顯提高，展現出亮眼的發展潛力。進一步推動數字貿易發展，我國具有產業基礎雄厚、數字經濟創新活躍等諸多方面的明顯優勢。

UNCTAD發布的《2021年技術和創新報告》中提到，人工智能、物聯網、大數據、區塊鏈、5G等11項前沿技術通過數字化和連通性，相互結合后能夠產生倍增效應，這種倍增效應到2025年將創造超過3.2萬億美元的市場需求。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相關發布顯示，我國數字基礎設施處于世界先進水平，互聯網、無線寬帶、移動終端規模居世界前列，5G、超算、量子通信等新技術在世界領先，基本建成面向全球重點國家的信息高速通道；超大規模市場優勢明顯，將有力推動新技術、新業態、新模式的產業化和規模化發展；產業規模巨大且體系完備，智能制造、智能服務、智慧農業等將為產業互聯網發展提供豐富的應用場景并形成大規模數據流，進一步促進包括數據存儲、傳輸、加工、分析等的全產業鏈發展。這些都為更好發展數字貿易奠定了堅實基礎。

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我國傳統服務貿易大幅下滑，數字貿易逆勢而上，知識密集型服務進出口額為20331.2億元，同比增長8.3%，占服務進出口總額的比重達到44.5%，提升9.9個百分點。同年，跨境電商進出口總額達1.69萬億元，同比增長31.1%，成為貨物貿易增長的有力支撐。

數字技術與產業加速融合，將促進全球數據流大規模增長，云外包、數字媒體、在線教育、在線娛樂、遠程醫療、遠程維修、移動支付等新業態新模式加速成長，服務貿易數字化水平持續提升。同時，“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市場廣闊，國家之間的“數字鴻溝”較為巨大，在信息通信基礎設施建設和信息技術服務外包等領域都具有較大發展空間，這為我國發展數字貿易提供了機遇。

今年5月發布的《全球數字貿易與中國發展報告2021》顯示，隨著互聯網、大數據、云計算等數字科技的加速創新，中國數字經濟呈現蓬勃發展的良好態勢，中國作為數字貿易大國的地位正在逐步鞏固；中國大力提升數字科技創新，加快數字化貿易發展，已晉升為全球十大數字貿易經濟體，其中跨境電子商務出口零售總值位居全球第一。針對數字貿易未來的發展，報告提出要加強自主研發，搶占貿易競爭高地；要搭建發展平臺，不斷完善數字貿易平臺體系。既要穩步拓展海外市場，也要加強數據治理，構建跨境數據合作圈。

新標桿新高地新機遇新使命

現階段，中國已在積極推進對外數字貿易具體解決方案試點落地。2021全球數字經濟大會發布的《北京市關于加快建設全球數字經濟標桿城市的實施方案》顯示，北京將通過5~10年的接續努力打造包括“對外數字貿易、跨境數據流動、數字領域基礎共性標準制定取得突破性進展，成為數字經濟對外合作開放高地”在內的、引領全球數字經濟發展的“六個高地”，到2030年，建成全球數字經濟標桿城市。

通過自貿區試點，中國可以提升金融領域對外開放程度，促進人民幣國際化與數字金融的發展，為建設數字化的資本市場和貨幣市場、推動國際金融市場的轉型創造條件。同時，在進行國際數字經貿往來的過程中，中國可積極提出包含數據確權、數據資產化、數據服務等內容的交易規則，以及數據定價、結算、質量認證等服務的標準方案。特別是在涉及數據主權和國家安全的跨境數據流動問題上，積極探索符合中國國情的方案，從而增強中國在國際數字經濟秩序中的話語權。

數字貿易試點花落北京并不讓人感到意外。相關數據顯示，目前北京服務業占區域GDP的比重為83.5%，高出全國近30個百分點；數字經濟占全市GDP的比重超過50%，且年均增長幅度大于15%。基于這樣的資源稟賦，借助此番自由貿易試驗區政策的東風，北京將有望成為發展數字經濟的標桿城市。

自貿區為北京提供更大的創新、實踐與成果轉化舞臺，但北京需要首先確立好數據要素流動流通的交易秩序和監管規制。有觀點認為，北京需要從跨境數據流動管理規則、人才服務保障體系、數字知識產權保護規范、創業生態體系等方面出發，形成一個全方位助力數字經濟發展與技術研發的制度支持體系。北京最終提交的“數字經濟北京卷”成績幾何，將為探索符合我國國情的數字經濟保障制度提供參考。

現階段全球尚未完成數據要素貿易整合，也沒有確立具有普遍約束力的國際數據流動規則體系，在北京率先打造數字經濟試驗區，就是要搶先一步打造未來國際數字貿易的核心樞紐，從前沿的實踐中找到數字貿易、數據要素流動的“中國經驗”。

總之，把握好數字化變革機遇，加強數字貿易發展的頂層設計，打造完善的中國方案，著力破解關鍵數字技術瓶頸制約，增強數字領域開放發展動能，是今后一段時間北京乃至全國深入探索加速產業結構轉型升級、推動高質量發展進程中有望持續升溫的話題。